似乎很难给《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下一个定义：它像是一部纪实小说，记载着一个老兵凭着一腔热血、排除万难，把战友们迟到的死亡通知书交付到他们各自亲人手里的艰难历程；同时它也像是一部回忆录，一次次的探访，带回的不止是寄托烈士英魂的阵亡通知书，也是对那段用鲜血染红的岁月的怀念，对那些死去的无名英雄的敬意。诚如该书的序所言：“每送一份通知书，都会牵引出一段痛彻心腑的苦难记忆……是我们对先烈们一种特殊的怀念方式，我们用故事来到纪念他们、祭奠他们，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过。”
这就是作者书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它提醒着我们尊重那场战场，尊重这段浸着鲜血的文字，以及尊重每一个活着和死去的无名战士。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是无名英雄的故事，然而这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无名英雄”不同，他们不仅因为藉藉无名而被遗忘、被忽视，甚至由于缺少一纸证明他们“为国捐躯”的阵亡通知书，他们被视为逃兵、叛徒，在文革时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他们的亲人也在等待中煎熬：最初是盼着他们生还，但五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所期待的，则仅仅是他们能名正言顺地“死归”，好让自己走在生命的尽头时，终于可以放下那个最沉重的包袱。
等待的过程是悲哀的，寂寞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望的，等待结果的迥然变化，则更像是一个讽刺。而正是要向世人揭示这个讽刺的结果，才有主人公曹立有奇特的“送信”历程。
这一天的清晨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七十多岁的造纸厂退休老工人曹立有和平时一样，赶早去废纸堆里淘扒旧书。也就是这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封阵亡通知书，上面赫然竟是他战友的名字。震惊中的曹立有跟着发疯似地在废纸堆里搜寻，终于扒出整整76封阵亡通知书。通知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在渡江战役中并肩战斗的战友，曾经在战场上鲜活的灵魂，这一纸通知书便寄托着他们最后的归宿，也由此改变了曹立有剩下那些为数不多的日子……
如果说罗文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信带给了加西亚，是在向世人展示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专一的做人态度，那么曹立有的“送战友回家”的历程，则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救赎。通知书那一个个名字，连同那一段战火纷飞的记忆，曾经那样紧密地与曹立有融为一体，肖长龄、田壮、房玉书、段可喜……每一个阵亡者的名字都把曹立有重新拉回了战场，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热血沸腾的岁月中去；也正是透过他的回忆，令我们明白，镌刻那座象征着解放与胜利的丰碑的人当中，有名的固然是烈士，更多无名的也一样是忠魂！
在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里，树高千万，落叶归根。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年迈的曹立有重新投入了“战斗”——他要亲手把这些阵亡通知书交到已故战友们的亲人手上。在他眼里，这一份份阵亡通知书不仅是烈士们光荣的证明，一份迟到了五十年的慰问，更是一根扎在心上的刺、一种良心的谴责。
对于军人来说，上战场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活下来不过是渺茫的希望，这一点，曹立有明白，他那些二纵独立团的战友们也都明白。所以，当胜利的台阶需要用血肉来垒筑时，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刘锁柱牺牲自己、掩护战友送回敌人的火力图，吕风之舍身摸入地道点燃导火索，炊事班长蔡炳臣最后念叨的是战士们“该吃饭了”……死者已矣，然对于生者，却一直在怀念、内疚、悔恨之中。用曹立有的话来说，活下来不容易，但未必值得夸耀，因为也许该死的那人本来是自己。
正因为有这种心态，他才会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去亲自送交通知书，而不是把这些径直交到政府手上——最初说是出于不信任，因为他认为这些通知书很有可能就是政府弄丢的；而后他还宁可卖家具卖房子凑钱上路，也不要国家拨款救助——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单纯地用“执拗”来形容这个老人的心态，因为每“送回”一位战友，都唤醒他对往事的回忆，令他觉得自己好像又走回到战友们当中，再次与他们并肩作战，再一次焕发出青春活力！正是由于这种信念的支持，他拖着多病的身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仍不肯放弃，仍要坚持到底；也正是如此，他才会在弥留之际，亲手填写了自己的“阵亡通知书”，编号为“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