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最红》是一部世界文学，或者说它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战争小说。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部作品达到或者实现了“文学即人学”的艺术境界。同任何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一样，我们阅读或者欣赏它的理由就是文学本身带给我们的心灵感动和血脉震撼，以及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积极思考。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和震撼，关键在于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回到了人的立场，回到了正义的立场，追求的是真、善和美，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太阳最红》是第一部以大别山地区黄麻起义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在早期十年的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血雨腥风的革命奋斗史。那是一场在红色的土地上爆发的土地革命。黄冈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一片苦难的土地、愤怒的土地。这片热土，哺育了共和国200多位将军。作家何存中深入老区挂职一年深入采访，用四年时间创作了这部他试图作为自己“枕头之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王幼勇七兄妹、母亲傅大脚和舅舅傅立松一家的阶级和革命斗争为主线，再现了爱恨交织、可歌可泣、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战争往事。小说中的傅兴垸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堡垒，是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作为傅氏族长、麻城县参议、夫子河乡绅联合会会长的傅立松与外甥王幼勇兄妹为代表的革命者，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以傅兴垸为中心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历史像一个沙漏。如果用历史和文学的眼光来考察，更贴切地说，《太阳最红》是一部思考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道德、破坏与重建的长篇战争小说。
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如同车之两轮。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寻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前，一直在依赖中生存与发展，处于革命的低级阶段。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和经验的积累，中国革命终于走出低谷，向高级阶段迈进。而这个过程，自然充满着残酷的流血和牺牲，写下了人间的大悲剧。《太阳最红》给中国战争小说贡献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它第一次挖掘并完整精彩地呈现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第一部把经济问题作为战争主要问题进行考察和艺术思考的作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队伍同样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的后勤保障如何展开，这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关键。小说中，王幼勇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攻打红安县城后，3万名衣衫褴褛的苦难兄弟因为没有粮食，饿着肚子喝干举水河河水的场面撼人心魄。在那个血雨腥风、贫穷落后的年代，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问题或许比革命本身更加迫切。毕竟，革命队伍的主体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土地的穷人，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要解决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这是土地的命运，也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命运。王幼勇作为那个时代的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洗礼中成功完成了党赋予他的着手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任，建设银行、发行货币。而为了经济建设，作为苏区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与舅舅傅立松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智斗勇，与枪林弹雨中的生死较量同样惊心动魄。作家何存中在这方面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凸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因此，《太阳最红》在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方面的新开拓，无疑是中国战争文学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